“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，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”，新加坡在反腐败上提出了两个掷地有声的口号。在新加坡，对付贪污者，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，还要给予数倍、数十倍的罚款，为此，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法律上的连带责任，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还钱。在这里，上下级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，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体，一损俱损。这就是新加坡反腐败的经济“连坐”制度。根治腐败关键是建立反腐的长效机制，吸取新加坡、香港的反腐制度，提高搞腐败的成本，使官员不敢越雷池。

　　2003年10月7日，总部位于德国的“透明国际”组织在英国首都伦敦公布了该公司2003年度对世界各国政府腐败情况的调查结果。该组织对全球133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调查、统计，以10分为清廉。在所调查的全世界133个国家中，芬兰最廉洁，孟加拉国最腐败。其中芬兰以9.7分的得分连续第四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。排在芬兰后面的国家依次是冰岛、丹麦、新西兰、新加坡和瑞典。排在孟加拉国前面的国家依次是尼日利亚、海地、巴拉圭、缅甸、塔吉克斯坦、格鲁吉亚、喀麦隆、阿塞拜疆、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。上述国家的分数都在2分以下。

　　中国在2003年统计中的清廉程度得分为3.4分，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，属于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。

　　腐败现象的主要特征是：一是“一把手”犯罪尤为突出。“一把手”腐败频生当然不是偶然，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曾说过：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，最大程度地激发了“公仆”们内心中的腐败之欲，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。二是制度性腐败必须引起重视。制度性腐败体现在两方面。基本制度方面和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方面。基本制度方面如有些过时的、僵化的、空泛的制度等等，这都成为滋生腐败的制度温床。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方面。许多政府部门可以作出对本部门、本行业、本群体、本行为有利的规定，使腐败行为时常能找到政策依据，从而名正言顺地得以实施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中国的腐败主要依赖三个东西而存在：一是司法结构不成熟；二是涉及腐败和贿赂的法律系统模糊不清；三是政治结构没有透明度。尤其是最后一点，常常使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呈现软弱无力感。所谓政治结构不透明的意思是，政治制度没有为反腐败执法部分提供可靠的保证。中纪委、公安部和国税局也办理一些腐败案件，但很多情况下，反腐败行动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很大。

　　腐败现象虽然被公认是中国社会发展的“毒瘤”，但与十几年前相比，公众对腐败的反应已经变得世故而冷漠，腐败在社会的无奈中被默认了。社会对腐败的侵袭表现冷漠、萎缩，反过来又怂恿了贪官们的腐败心理。中国实际上已进入这种恶性循环状态。

　　必须承认，中国的反腐工作逐步在强化，乃至走向制度化、系统化。如果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，真正使腐败成为高风险的作业，胆敢以身试法的想必不会太多。但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实现有罪必罚、有罪严罚的制度保障。真正“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，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”，还百姓一个清明政治。